“这块找到了！”坐在操作台一角的档案修裱师张士兵，用镊子轻轻地从一小堆发黄发黑的纸张中剥离出一小块。眼睛闪亮的光从眼镜框里穿透出来，张士兵露出孩子找到心爱玩具时的笑容。

　　6月8日，成都市高新区天仁路260号，在如“鼎”样庄重严肃的成都市档案馆大楼12层，张士兵和他的伙伴们又展开了一次“寻宝”之旅。用他们的话说，“尽管已从业三十年，新的每一刻到来前，你都不知道，又将打开历史的哪一个角落。”

　　外行或许会认为档案工作很“死”，偏偏这一群人又把它做“活”了。

　　“慢工出细活，每当你坐个半天，修好一张档案，让历史复活的感觉，很有成就感。”老师傅张志平亮起嗓门说。

　　

    蒸、挑、刷

　　慢工细活 暗藏太多功夫

　　进入六月，一本《民国时期各省税务管理局组织暂行条例卷》成为张士兵他们主攻的修复对象。操作台上，一堆黄黑色的档案材料，有些破破烂烂，有些却紧紧黏成一叠，难以拆分。

　　如何对它们进行修复？

　　“先要蒸笼‘蒸’，慢慢软化，再用镊子一页一页分开。”张士兵一边解释，一边死盯着手指间镊子挑针和宣纸之间跨越时空的“紧张”对话。

　　“有的档案已经完全絮化，纸张拧成了一团。要先用水浸湿后，拿干毛巾吸水裹干，再慢慢地挑开，抹平。”张士兵抬头舒了口气说，“捋好文字与文字之间的排列，以免引起错误。”

　　站在一旁观摩老师傅手法的周敏不禁感叹，看起来只是蒸、挑、刷的工作，实际上暗藏太多功夫。“刚进入部门时，我在报纸上刷浆糊试手一年，又反复模拟修裱后，才敢开始修复一点破损不太严重的档案，‘档案砖’完全不敢碰。”他说。

　　“糙”汉子干起细活，一点也不含糊，有时候修复一张档案就得坐上一天。而磨炼出这样的耐心，张志平自有妙招：“在修裱中找到自己的兴趣。”

　　往往闲下来，张志平便一头栽进笔墨纸砚中。所以在修裱过程中，张志平常常琢磨百年前书写人的笔法。“你别说，这以前能在政府写公文和布告的，都是专门的写匠。虽然还不能算作正儿八经的书法，但是也各有千秋，算得上可以品鉴的好字。”

　　手工活

　　竹片镊子 比机器更管用

　　宣纸，棕刷，浆糊盆，镊子，起子，人工手削的尖头竹片……

　　修复档案的工具一点都不现代，看上去土极了。张志平用藏在档案馆大楼里的老作坊来比拟自己的工作场地。目前，技术保护部所使用的工具和保留的手工艺，大多和百年前相似甚至一致。

　　“拿最简单的浆糊来说，都是我们用已除去面筋的淀粉，调和而成。”张志平介绍，每天会根据工作量进行调制需要的浆糊量，如有剩余，全部倒掉。“这东西就跟牛奶一样，第二天就会酸掉，粘合性就会不好。”

　　修裱现场，张士兵在操作台上铺开了一张塑料材质的油纸，轻轻地将一张残破的档案背面置于上方，棕刷蘸水，再均匀有力地向档案挥洒，通过水的张力，使纸张平整。当水分完全浸透档案后，一根裹成条的毛巾均匀地碾过档案，吸干多余的水分。几秒后，盖上一张A4大小的宣纸，“这个有韧劲，不褪色，易保存。”

　　宣纸与修裱档案贴合后，张士兵熟练地在纸上刷上一层浆糊，“赶走”气泡。“动作要轻，要时刻保证档案的平整和完整。”这样的力度掌控，也只能靠人工完成。早些年，档案修裱机入驻档案馆，可提高档案修复工作的效率。

　　“很多破损严重的，还得靠我们的双手。机器有时候没法掌控，一不小心就会损坏档案。”张志平感叹道，“毕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技术，早就经历了时间的检验，在正常的保存条件下，再过个百年没问题。”

　　所有的修裱工序完成后，需要对成沓的资料装订成册，这时登场的裁纸刀几乎是“黑科技”一般的存在。其自带刻度和切刀，代替自制木尺，方便对齐裁剪，称得上是最“先进”的工具。

　　修裱那些事

　　用棍棒抬修复袁世凯布告

　　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张士兵和张志平还在当时位于龙泉驿的成都市第一档案馆办公，平日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一台电视机。就是在这稍显清淡的生活里，两位师傅遇见了一生最有意义的一次修复。“明天要修复一个宝贝！”正埋头工作的张士兵接到一个新任务。他心里不禁犯嘀咕，哪次修裱的不是宝贝？其实，他哪里知道，这次的任务是修裱袁世凯的布告。

　　石头砌起的“库房”里，有一麻袋一麻袋“未见天日”的老档案。在一次整理中，师傅们偶然发现了一枚盖有袁世凯红色印章的布告。这份档案，记载着袁世凯解散国民党的内容，为那段风云动荡的岁月再添佐证。

　　泛黄又厚实的纸张，被叠成了方块，折痕处已经断裂。平铺后，长4.06米，宽1.33米，面积达5.4平方米，布告上的字遒劲有力，图案也清晰可辨。布告太大，一两人搞不定，技术部的六名同事全体出动，分工合作，足足忙了一上午。

　　操作台不够用。刷浆糊时，有的同事还得搭起板凳牵开布告。“修裱时用水浸湿后更重。”张士兵回忆，当时六个人，用了四五根棍子才把布告抬起来进行晾干。这个过程中，还要保持受力均匀，大家移步的节奏都得一致。

　　张士兵和同事修裱还原的这份袁世凯布告，如今已是成都市档案馆的“镇馆之宝”。“这是全国唯一的，也算目前为止发现文字最多，幅面最大的单份档案，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很荣幸。”张士兵说。

　　“废纸”经过修裱

　　发现了家风家规

　　2016年国际档案日前夕，成都市民刘德忠在一份捐赠协议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，将刘氏家族传承200多年、多达420件的契约和税票，无偿捐赠给成都市档案局。

　　爬满点点蛀洞和霉迹的各类“废纸”，一年后，经过修裱，整理，归档，又重新闪现出意义。

　　在去年的一次档案查阅中，一张修裱好的刘传凤进京拜帖引起了刘德忠的注意。出于对这位曾在同治年间中过举人的先辈的好奇，几经查阅，刘德忠更是发现了其留下的教材和手稿。

　　“捐赠前，只知道有些家里的宝贝，现在经过修复，编号整理，更加清楚了是怎么一回事。”刘德忠办理好查阅手续后，拍下了刘传凤曾用过的私塾教材和手稿，请专业人士进行了解读。

　　“里面是文言文，因为自己也不懂，经人一解释，才知道当时所教授的是家风家规，比如崇文重教、重德树志。”刘德忠说，自己仿佛又抓住了一条家族珍贵的生命线，立即根据解读拟出了刘氏家风家规，准备在每次的家族聚会中都拿出来诵读，以承先祖精神和意志。（华西都市报）

　　新闻资料

　　6月9日，国际档案日

　　1948年6月9日-11日，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一场专家会议，决定成立国际档案理事会（ICA），并通过了ICA的第一份章程。其中指出，世界各国的档案工作者应共同努力“为了全人类”保护好档案，开展鉴定并提供利用；档案和文件作为全世界共享的遗产和全人类一样具有同一性。

　　2013年，国家档案局决定自该年开始，把每年的6月9日即“国际档案日”作为档案部门的宣传活动日。